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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市域重大矛盾風險，是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目標和重要任務。中央政法委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分解為“推進市域社會治理體制現代化”“防范化解‘五類風險’”“發揮‘五治’作用”11個試點項目，推動全國416個試點地區既全面建、又重點創，聚力創新攻堅。其中認領“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項目的試點地區最多，達到了130個。

8月下旬，經中央政法委批準，第四次、第五次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創新研討班先后在江蘇南通市、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召開。研討班的主題是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防范化解風險的重要指示精神，貫徹落實第六次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交流會部署要求，交流各地在試點工作中“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的經驗做法。

認領該項目的130個試點地區黨委政法委負責同志和各省級黨委政法委分管同志，分南北兩個片區參加交流研討，相互借鑒、相互砥礪、相互啟發，進一步深化理論認識、開拓工作思路、推動成果轉化，為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建設注入新活力，共同以市域安全穩定迎接、服務、保障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構建貫穿始終的防范化解體系

在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疊加之下，當前社會矛盾風險不僅面廣量大、多發易發，而且關聯性、復雜性、易燃性、隱蔽性在增強。各試點地區樹牢底線思維，堅持“全周期防控”理念，把握社會矛盾風險產生、發展規律，構建事前防范預警、事中化解處置、事后回訪督導的全過程糾紛化解體系，堅決防止“調解過”就是“化解完”的麻痹思想，最大限度做到發現在早、處置在小、案結事了心安。

以容易誘發“民轉刑”命案的婚姻家庭矛盾為例，受“家丑不可外揚”“清官難斷家務事”思想影響，此類矛盾糾紛不易被發現，不易被化解。為破解發現難問題，云南省曲靖市采取“一線排查+部門收集”的方式，一方面由村居干部、婦聯干部、社區民警等牽頭帶隊，組織網格員、樓棟長、調解員、志愿者等力量12萬余人，深入居民家庭、出租房屋、企事業單位生活區入戶走訪排查，一方面由法院、公安、民政、司法、衛健、婦聯、信訪等7個部門通過案件審理、接處警、離婚辦理、糾紛調解、醫療救治、熱線接聽等，及時收集當事人關系緊張、揚言報復、威脅恐嚇、家暴性侵等可能引發重大問題的糾紛信息，通過雙管齊下做到對200萬余戶家庭排查全覆蓋、無死角。

為破解預警難問題，貴州省銅仁市健全預防預警舉措，每日流轉鄰里家庭矛盾糾紛，聯動民政、婦聯、公安、法院、司法等單位，準確掌握鄰里之間、家庭內部有暴力傾向、生活失意、心態失衡、矛盾突出或可能引發暴力沖突的各類矛盾風險，建立臺賬，動態監管。廣西梧州市秉承“以防為先、以防為主、以防為要”的工作理念，有溫度、有熱度、有深度守護好“家”的港灣。市婦聯牽頭在全市鄉鎮街道建立“吾愛梧家”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站，通過“望”“問”“聊”排查婚姻家庭矛盾糾紛，構建心理咨詢服務平臺，“線上+線下”全天候為夫妻關系、親子關系、婆媳關系緊張的家庭提供心理解壓服務，有效化解4起揚言要殺害家人或自殺的家庭矛盾糾紛。

為破解調處難問題，山西省晉城市深化分級預警處置機制，在縣鄉村三級婦聯組織、各律師事務所、各級法院家事法庭分別建立維家調解站、維和調解站、維權調解站，強化日常調解；相關部門落實“登記、危險評估、分級處理、結案存檔、跟蹤回訪”五個步驟，完善個案管理流程，動態推動問題解決；擴大“婦聯組織+老干部+心理志愿者+律師”調解隊伍，通過信訪接待、法律援助、人民調解、心理疏導，多渠道共同發力，全方位化解矛盾。

為防止問題反彈，云南省文山州聚焦家庭融洽度、婚姻穩固度、社會和諧度，對調處化解后的婚姻家庭矛盾糾紛實行動態回訪，把走訪排查、法律咨詢、警情受理、案件審理、離婚辦理等渠道發現的婚姻家庭矛盾糾紛全口徑納入回訪對象，區分婚變、家暴、酗酒、財產等不同糾紛類型，分類制定回訪策略，在常態化回訪中開展情感修復、法治宣傳、法律援助，全市家事訴訟案件調撤率達70%以上。

為源頭減少矛盾糾紛，安徽省安慶市充分挖掘傳統文化中“謙和禮讓、知進退”內涵，打造新時代“六尺巷工作法”：爭一爭，生糾紛，你爭我爭，傷情傷身；讓一讓，六尺巷，你讓我讓，心明眼亮。全市建立“六尺巷”調解工作室千余個，積極弘揚傳統文化，促進時代新風，增進鄰里家庭和諧，營造向上向善的社會氛圍。

運用多樣的防范化解方法

能否將重大社會矛盾終結在市域，嚴防激化、外溢、上行，是檢驗市域社會治理成效的最直觀、最基本、最重要標準。市域是矛盾風險的產生地、集聚地，一旦應對不當、處置不力，單個風險可能演變為系統風險，局部風險可能演變為全局風險，經濟社會領域的風險可能向政治領域傳導。各試點地區充分發揮市域治理半徑較優、資源統籌余地較大、法治手段較多的優勢，聚合多種治理方法，千方百計阻斷矛盾風險。

“四下基層”工作法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寧德任地委書記時首創并大力實踐的群眾工作法，為市域防范化解各類矛盾風險提供了科學指引：一是信訪接待下基層，促進矛盾糾紛源頭化解，有效解民困；二是現場辦公下基層，推動向下主動服務、主動作為，有效護民利；三是調查研究下基層，扎實摸透基層實際情況，有效察民情；四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下基層，使之轉化為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有效促民行。

以人民為中心，以強基為導向，各試點地區堅持維穩與維權相統一、治標與治本相結合，綜合施策，標本兼治。重慶市石柱縣將村(社區)貴和工作室打造成“矛盾終結地”，堅持“和為貴、貴在和”“民為先、情為民、法為底”,全縣矛盾糾紛村級就地化解率達99.6%。湖南省湘西州在村（社區）推行“三會一獎”基層治理模式，通過議事會立規、理事會聚力、鄉賢會儲能、積分獎揚德，推動民事民調、民事民管、民事民議。四川省阿壩州針對自然資源權屬紛爭，依法開展“三山一界”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專項工作，建強207個草山藥山“臨時黨支部”，推行“網格化+聯戶長”“牧區流動網格”等服務管理模式。青海省海東市為服務管理好18萬海東籍拉面人，在全國設置有46個拉面經濟服務辦事處，定片區、定目標、定責任人，對外出務工人員落實談心談話、動態掌握、幫扶解困、信息報送、教育疏導舉措。

辦法總比困難多，各試點地區結合實際創新探索，努力將“問題清單”轉化為群眾的“滿意清單”。湖南省株洲市探索“物業接單、小區吹哨、部門報到”機制，梳理業主“需求清單”53項、物業“任務清單”66項、部門“責任清單”136項，整合住建、城管、民政、應急等多部門力量下沉小區聯合執法、現場辦公，打通服務群眾“最后一米”。陜西省寶雞市通過實施老舊小區改造、明確管理主體、落實物業服務“三步工作法”，推動“三無”小區徹底改觀。吉林省四平市聚焦物業亂收費、服務不達標等問題，首創“五星分類、五級收費”模式，對104個物業小區進行等級評定，對群眾反映強烈的物業小區交叉暗訪，實現服務質量、業主滿意度雙提升，集體訪投訴減少90%。河南省開封市成立物業管理矛盾糾紛“訴前和解中心”，市住建局、市中級人民法院、市物業管理協會三方參與，以前案件起訴到法院至少兩個月才能裁定，現在到“訴求和解中心”當日就可能解決。

針對突出矛盾糾紛，各試點地區靶向發力、對癥開方、精準拆彈。北京市門頭溝區為防范化解欠薪頑疾，建立完善勞動保障“234”機制，聚焦建筑、保安兩個重點行業，壓實屬地、企業、部門三方責任，搭建研判會商、聯防聯控、應急處置、聯合懲戒四個平臺。儋州市服務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積極防范農民工討薪維權風險，落實農民工實名制管理和工資保證金兜底保障制度，建設單位、施工單位聯合擔保承諾，加強銀行和主管部門動態監督，確保工資如實發放到農民工個人賬戶。四川省遂寧市從源頭防范化解農村土地流轉風險，嚴把業主審核關、項目審查關、適度規模經營關、合同規范簽訂關“四個關口”，實現此類風險減存量、控增量、防變量。寧夏石嘴山市建立完善醫患矛盾受理、立案、專家評定、依法調解、保險理賠和重大案件的協調會商機制，依法破解“醫鬧”上訪難題。

法治是破解社會治理難點痛點的最優方式。各試點地區堅持法治引領、訴求分流的工作導向，進一步厘清信訪、訴訟、仲裁、行政復議等法定途徑的邊界，聚力解決法治支撐不清晰不健全問題。新疆阿勒泰地區推進立法補短板，緊盯牧民過度放牧造成的草場糾紛問題，提交《薩吾爾山草原牧場使用管理條例》立法建議，修訂完善《阿勒泰地區生態環境保護條例》，有針對性地梳理法律法規、政策依據33個，確保調處矛盾有法可依。新疆兵團第六師五家渠市把普法教育貫穿于調解工作的始終，做到事前講法、事中明法、事后析法，把每一次調解都當成普法教育課，形成“調解一案、教育一片、普法一方”的良好效果。陜西省延安市推行“法官說法”制度，將政法干警和農業農村、市場監管、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等行政執法人員吸納為“說法法官”，將法律手段與道德約束、村規民約有機結合，做到源頭預防和依法調解并重。浙江省杭州市在推進老舊住宅加裝電梯工作中，加強法治建設和制度供給，使加梯決策及申請、電梯施工及使用、糾紛化解及處理都一直在法治軌道上進行，2021年出臺了《杭州市老舊小區住宅加裝電梯管理辦法》，當年7月召開了新政出臺后的首場“加梯聽證會”，成功推動擱置四年之久的加梯項目落地實施。

匯聚強大的防范化解合力

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社會各方的共同事業，必須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推動形成多元主體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協同共進的生動局面。各試點地區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積極探索創造更多發動群眾、服務群眾的途徑和辦法，更好地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預防在萌芽狀態。

點燃“紅色引擎”，激活“紅色細胞”，做優“紅色服務”。江西省南昌市堅持把黨的領導優勢轉化為基層社會治理效能，以黨組織為紐帶有機聯結各類治理主體，指導124個物業企業（網點）、268個業委會建立了黨組織（黨小組），建立健全社區黨組織、物業企業黨組織成員“雙向進入、交叉任職”制度，組建6萬多名在職黨員志愿服務隊、“紅色管家”志愿服務隊等各類志愿服務力量，以757個社區黨群服務中心為主陣地，主動了解居民訴求，合力解決小區難題。

有效激發多方主體參與矛盾糾紛化解的內生動力。吉林省白城市把公安輔警、退役軍人服務專干、人民調解員三方工作“責權集于一身”，增薪賦能，通過經濟杠桿、以獎代酬，調動輔警想事、干事、干成事的熱情。甘肅省天水市實行機關單位黨組織和在職黨員“雙報到”，全市13.3萬名黨員到小區、村黨支部報到并認領崗位，加強社區黨建聯建。重慶市大渡口區掛牌成立1個區級“莎姐”調解中心、43個鎮街（部門）“莎姐”調解室、188個村（社區）“莎姐”和議廳和村民（居民）議事會，發動近萬名法律工作者、社區民警、退休干部、新鄉賢等組建“莎姐”平安志愿者隊伍。廣東省清遠市連南瑤族自治縣打造“瑤老”調解員隊伍，發揮他們“會講本地話、了解本地事、掌握本地情、知曉本地俗”的優勢，履行好“五小”職責（調解家庭鄰里小糾紛、興辦農村小公益、糾正群眾小陋習、提出工作小建議、履行自治小職能）。西藏山南市引導“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推選出“樹立新風、教化鄉民、孝賢友善、愛鄉睦鄰、創業富農”五類鄉賢人士，以鄉賢的嘉言懿行垂范鄉里、涵養文明、推動發展。

共商共議共繪“同心圓”。湖北省咸寧市聚焦人才支撐，建立由60多名法律、心理、醫學、金融、保險等領域專業人才組成的調解專家庫，為疑難糾紛的調解提供專業支持和法律支撐，形成“專職調解員+特邀律師調解員+法官指導員+專家咨詢員”綜合型調解隊伍。江西省景德鎮市從“解決社會資源、社會組織、社會服務”三要素入手，盤活有效資源，持續保持“民轉刑”案零發生。全市打造社會組織孵化基地22個，培育發展各類社會組織629個，成員20.5萬人，有效承接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其中“小蜜蜂”志愿者協會與12家快遞平臺共建，組織起600余名外賣小哥，探索出“快遞小哥吹哨、綜治中心響應、部門單位報到”治理新模式。

打造綜合的調處化解平臺

2020年3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期間，專程到湖州市安吉縣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視察指導并作出重要指示。近年來，各試點地區落實黨中央關于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的部署要求，不斷健全矛盾糾紛調處綜合平臺，做到“一站式受理、多部門聯動、全鏈條解決”，使之成為調度資源的主平臺、防控風險的主陣地、服務群眾的主窗口。

由“多中心”融為“一中心”，把同質化的平臺整合起來。江蘇省南通市建立縣鎮兩級社會治理綜合服務中心，統籌整合原綜治中心、社會治理現代化指揮中心、社會矛盾糾紛調處中心、信訪接待中心、公共法律服務中心、訴訟服務中心、行政爭議調解中心、檢察服務中心、社會心理服務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等，破解矛盾糾紛排查預警難、解紛渠道較分散、指揮調度不統一等問題。重慶市永川區在區委平安建設領導小組統籌下，將分散在各職能部門的群眾接訪中心、法律服務中心、行政爭議化解中心、勞動維權服務中心、訴調對接中心、遺留問題處置中心等成建制整合進駐區級綜治中心，推進基層治理體系重塑。天津市寧河區建立“十位一體”多元化解矛盾糾紛新平臺，設置矛盾調解、訴訟服務、法律援助、勞動仲裁、信訪調處、視頻接訪、信訪代辦、爭議速裁、心理咨詢、眾和調解等10個功能區塊、26個接待窗口，68個區級部門采取常駐、輪駐、隨駐等方式入駐辦公，實現了群眾“多頭跑”向“進一門”的轉變。福建省龍巖市整合司法資源、行政資源和社會資源，實體建設市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指揮調度中心，推動矛盾糾紛提前監測預警、精準分流轉辦、部門協同聯動、及時有效化解。

對外接待群眾，對內統籌協調，讓實戰化的機制運轉起來。石家莊市縣級社會矛盾多元化解中心整合接入人口數據管理、房屋信息管理、信用管理、脫貧攻堅大數據、智慧供熱管理、危化品追溯、污染源自動監控、戶外焚燒紅外監控、河道水庫監控、林業草原可視化、山洪災難檢查、政法三維實戰等信息化平臺，實現社會治理功能統一門戶、集成應用。廣東省江門市創新“綜治中心+信訪超市+外送服務”機制，依托“粵平安”社會治理云平臺，匯聚網格事件、12345涉群眾訴求事項、110非警情糾紛、信訪訴求、網絡輿情等數據，迅速捕捉基層矛盾糾紛“弱信號”，目前已向屬地及市直有關責任部門發送了11份風險預警函。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康巴什區研發“多多評·碼上生活”社區智能綜合服務平臺，圍繞“怎么發現、怎么解決、怎么鞏固”，推行“碼”上解紛，“積分”賦能。上海市嘉定區搭建城市聯勤網格化管理平臺，優化熱線數據分析展示，推動實現“一屏觀全域、一網管全城”，在緊急工單分布圖中隨機點擊一個“小紅點”，主責部門、發生地址、聯系人、問題描述等立時可見，并同步至屬地街鎮平臺，確保異常情況和風險隱患能第一時間發現、第一時間提示。

清單化管理，項目化推進，讓工作閉環全力驅動起來。河北省承德市建立“質、量、度”三位一體的考評機制，從工作總量、工作質效、評價標準三方面綜合考評，分析考核結果的變化趨勢和分布規律，確定整改方向和重點。滄州市將群眾評價、基層評價、上級考評結果作為矛盾風險防控工作重要指標，納入平安建設目標績效考核，并同個人職務晉升、評先評優、績效獎勵掛鉤。湖北省荊州市采取協同督辦、會商督辦、提請督辦等多種方式開展工作督導，建立“三函兩書一掛”制度（任務交辦函、風險提示函、綜治督導函，追責問責告知書、綜治考評告知書，掛牌整治），推動工作落實落地。今年已發出風險提示函26件、綜治督導函7件、掛牌督辦4個基層單位。四川省廣安市完善“一桿子”到底的考評督導體系，多線考核，同向發力，對履職不力引發“民轉刑”命案或群體性事件的地區（部門）采取約談、通報、掛牌督辦等方式嚴肅追責問責，倒逼各級各部門窮盡調解手段、提升調解質效。

第四次和第五次試點創新研討班，是梳理和推廣市域社會治理“防范化解社會矛盾風險”理論與實踐成果的重要平臺，130個試點地區均提交了具有思想性、創新性、特色性、可復制性的高質量論文。這一交流學習平臺，有效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進一步走深走實，更好地發揮市域“前線指揮部”作用。各試點地區充分學習運用研討成果，從捍衛“兩個確立”、做到“兩個維護”的高度，全力防范化解各類社會矛盾風險，努力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以一市一地的安全穩定夯實國家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