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市政府
政務要聞
政務公開
辦事服務
政民互動
政府數據
幸福永州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柳王敏
作為目前世界上唯一女性文字，半個多世紀以來，江永女書被冠以“神秘”色彩，并活躍在大眾視野。這一流傳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縣瀟水流域的獨特文字，只在當地女性中流傳。
起初，當地婦女用小木棍、竹篾等，蘸上鍋底灰，在紙書、扇面、手帕等上面書寫自己的苦痛身世和艱難遭遇，僅供姊妹間交流，并流傳有“人死書亡”之傳統。發展到后來，書寫女書逐漸用毛筆、著墨，男性群體也開始學習女書、傳播女書。2006年，與女書書法相伴隨的坐歌堂、斗牛節等“女書習俗”入選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近年來，圍繞女書的影視作品、音樂劇、視頻短片等不斷出現，當地每年暑期舉辦的女書培訓班吸引全國各地和海外人士參加，女書文化得到有效保護和傳承。在社交平臺上，“世界唯一女性文字”“女性自我療愈”等話題被熱議。在不斷保護傳承中，原本以苦情為主的女書作品，其書寫內容日漸豐富多元，唐詩宋詞、名人名言、祝福話語等皆可用女書，越來越多的男性開始學習、傳播女書。
然而女書源于何時、由誰創造，學界眾說紛紜，圍繞其研究和討論，至今未曾停歇。
瀟水河畔發現神秘文字
“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位于湖南省南部的永州市被稱為“瀟湘之源”，瀟水和湘水在位于永州市零陵區的萍島相匯成湘江，一路向北流入洞庭湖，最終融入滾滾長江。
永州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有著2100多年的建制史，曾是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百越文化的交匯地。瀟水流經永州南部大部分區域，滋養著文化風情濃郁的少數民族——瑤族。
1982年11月至1983年1月，在原中南民族學院工作的宮哲兵前往湖南南部山區調研瑤族文化。在永州走訪過程中，一種特殊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向記者回憶：“當地有小學老師、公社干部跟我講，說在江永縣看到過一些奇怪的符號和文字，有的寫在瑤族歌書、扇子上，有的繡在布袋或披風上，卻少有男性認識，這讓我非常好奇。”
事實上，在宮哲兵到達江永縣注意到女書前，這一特殊文字早就引起了當地關注。記者從江永縣檔案館《江永縣解放十周年志》上看到，1959年的記錄顯示“我縣新華地區，在清代以前，即發現有婦女文字，但這種文字由于過去一向無人重視，因而出處無法考究，其特點是用以表達當地土話之語音，書法明確嚴格，用時可以靈活頂替，只需稍事鉆研，即能掌握，所以為當地婦女流傳極盛之故。至于書寫內容，多為當地婦女訴苦之歌篇。”
作為江永縣本地最早學習、研究女書的男性專家，江永縣文化館原工作人員周碩沂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關注并收集女書原件，但受時代影響未能開展研究工作。周碩沂的女兒周荊兒告訴記者，其祖父在民國時期就留意到這種文字，新中國成立后，女書因沒有人繼承而逐漸消退，只剩下為數不多的幾位老年婦女能閱讀和書寫，于是她的父親開始了搶救性的工作。
同一時期，有學者也關注到這種特殊文字。1956年，原湖南省博物館研究館員李正光偶然關注到女書，并在考察后撰寫了女書研究的相關論文，投寄北京《中國語文》雜志。《中國語文》編輯部潘慎收到李正光寄來的論文和女書材料后，也對女書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在此基礎上加以研究，寫出了《稀有文字——婦女字》一文，后由于時代變化論文未能發表，相關研究被迫中斷，女書一度陷入沉寂。
位于湘南邊陲、地處都龐嶺與萌渚嶺之間的江永縣，溪河蜿蜒，山嶺縱橫。“地處三省交界的文化邊區，偏僻的魚米之鄉，相對富庶的綠洲，造就培育了女書這一文化奇葩。”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致力于女書研究的清華大學教授趙麗明說。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進大山深處，沉寂的文字正等待被喚醒。
那一年的江永冬天，飄著嚴寒大雪。為了找到這種奇怪文字原件及出處，宮哲兵來到江永縣找到周碩沂，兩人輾轉于江永縣的大山里，終于在上江圩公社蒲尾大隊（現上江圩鎮蒲尾村）看到了女書原件及收藏者本人——時年81歲的高銀仙老人。
“她拿出了4篇歌本作品，我們將其中一本《梁山伯與祝英臺》抄錄下來，并和她一起翻譯成漢文，同時又請她照著本子進行演唱，并錄了音。”宮哲兵回憶說，《梁山伯與祝英臺》有382行，2674字，有300多種不同的字形，他當時就意識到，這并不是一種簡單符號，可能是一種獨特的文字。
在經過深入細致的文化考察后，宮哲兵帶著收集到的資料趕回武漢，并通過所在院系的專家將其研究成果帶到北京，請古文字研究領域相關專家鑒定，初步認定這是一種文字。1983年，由宮哲兵撰寫的《關于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公開發表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上，女書自此聲名鵲起，成為學術界熱點。在學者的努力推動下，女書也引起國際語言學界的關注。
語言學家周有光曾這樣評價女書及其發現：“女書，是中國文化深山里的一朵野玫瑰，它長期躲避了世俗眼光，直到它即將萎謝的最后時刻，才被文化探險者發現。這個發現，帶給學術界的不僅是一陣驚奇，而且是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
女書重新被學術界關注，使得江永縣成為熱門調研基地。一時間，國內外學者、民間愛好者等涌入江永縣，原本偏僻封閉的山村出現了外地人和外國人。然而，在女書“人死書亡”的傳統下，研究者開啟了一場尋找女書傳人、收集搶救女書原件的“賽跑”。其間，不乏女書資料流失海外。
在不斷走訪、調研、挖掘中，高銀仙、義年華、陽煥宜等自然傳承人陸續被發現。女書逐漸從深閨走向大眾視野，女書傳人也重新拿起筆，寫下生活的感悟和自身遭遇。
女書被“激活”后，女書傳人也日漸受到“熱捧”。“那時候我在田里種地，專家都找到田里來，要我寫。”85歲的女書傳人何艷新說，她多次被研究者邀請到外地長住，專心寫女書作品，在1997年的時候還去過兩次日本。
女書研究逐漸掀起熱潮，圍繞女書研究的全國性大會開始出現，女書也成為相關國際性大會上的熱詞。趙麗明清晰記得，1991年的深秋，由清華大學牽頭組織，聯合全國婦聯、北京大學等單位在江永縣召開女書研討會。“那時候車子開到鄉下，樹上的橘子都熟了，能碰到人頭，大家很興奮。”她說。
神秘文字的文化密碼
或驚嘆、或疑惑、或著迷——這是記者在多次采訪中，受訪者對于第一次看到女書時的感受。
“那是一種獨特的新奇感覺，女書天生就帶著引人注目的自然美，讓人一看到就想更深入了解，激發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趙麗明說。
起初是用小木棍、竹篾等，蘸上鍋底灰，現在逐漸用毛筆著墨，女書傳人筆下的字，由左至右略有傾斜，呈斜菱形，書寫方式與傳統書法排版一致，由上至下，由右向左，沒有標點，排列整齊，字的筆畫線條纖細一致，字體修長、秀麗，宛若秀美飄逸、翩翩起舞的女子。
用于書寫女書的物件有手帕、紙扇、紙頁、書本等，這些物件與寫在上面的文字一樣秀美，體現女性特點。部分研究認為，女書形體特點的形成與當地婦女的紡織和女紅有關。在江永縣婦女紡織和刺繡的物品上，很多圖案都是由斜線和弧線組成，而斜線和弧線正是組成女書的重要筆畫。
然而，女書源于何時、由誰創造、共有多少字等，圍繞這幾個關鍵核心問題，40余年來，學術界眾說紛紜，至今未曾停歇，女書歷史如今依然神秘。
記者梳理多位長期研究女書的專家學者成果發現，圍繞女書幾個焦點問題的討論呈現多個不同結果，并且差異很大。如潘慎等人認為，女書比甲骨文早，是原始母系社會的文化產物。原中南民族大學教授謝志民認為，女書是一種與甲骨文有密切關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孑遺和演變。趙麗明認為，女書是借源于方塊漢字的一種系統的再生漢字，女書產生于中古時期以后，大約只有數百年歷史。
在文獻梳理和實地走訪調研過程中記者發現，女書難以“探源”的主要原因表現為：一是在“人死書亡”的影響下，留存于世的早期女書作品十分稀少，極大限制了女書起源研究；二是部分早期研究者對原材料的修改，隨意改字、加造新字，損害了原文本的權威性；三是女書仍處于動態發展過程中，部分權威專家研究得不到重視，有些觀點“積非成是”，加之在傳播過程中“添油加醋”等，使得學界難以定論。
潘慎在20世紀90年代參加過一次女書的大型會議后如此感慨：會上自以為研究女書的專家“權威”太多了一點，有些研究用主觀臆斷代替了科學論證，此外據說某些女書專家壟斷資料，缺乏研究學術的雅量，如此種種卻沒能解決女書的實質問題。
趙麗明等學者曾多次呼吁要加強系統保護和科學研究。她說，傳承文化遺產基于科學的搶救整理，科學就是尊重原生態，厘清本來面目，呈現原汁原味文化，保護文化原產地，從而使女書永遠唱響愛與美的牧歌。在她看來，女書有其自身內在規律，而非外人規定、再造，雖然是女性的專用文字，但女書是自由、自在、陽光的，并非詭秘文字。
文字的使用和傳承，離不開對其字源、字形、字音等規律的掌握。21世紀初，為了解決“女書字數到底有多少”“女書到底源于何時”等問題，趙麗明和她的研究團隊對著歷時20年收集到的22萬字女書自然傳承人原件資料，開展了一場逐字進行窮盡性的考察統計整理工作。
“我們用最笨的辦法下苦功夫，發動‘人海戰術’，清華大學有兩三屆的本科生、研究生近百人自發參與進來，把收集到的資料復印出來，然后把這22萬字一個個剪下來，每個只有米粒大小，進行字形歸類和使用頻率統計，前后花了兩年多時間，制作了數十萬張卡片，最后編制了《女書字表》、建立了《女書字庫》，這為我們考察女書基本用字，進行量化研究，進而定性研究，提供了科學依據和數字化手段。”趙麗明說。
趙麗明的研究成果顯示，女書自然傳承人每個人使用單字500個左右（包括異體字），運用字位理論整理出女書基本字（無區別意義的同一字源的字符），只有近400個。用這些共識的基本字可以完整記錄當地土話——一種漢語方言。女書來源于楷書后的漢字，是方塊漢字的一種變體。
“女書在語言文字學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女書作為借源漢字的造字手段、記錄語言的方法，女書和方塊漢字的字源關系，女書的文字學定位，以及女書字圖案化、圖案化女書等一系列問題，都值得我們去研究。”趙麗明說，為了將女書推廣到國際舞臺，他們團隊用國際音標給女書注音，提交的女書國際編碼提案2015年在相關國際會議上被正式接受，《國際編碼女書字符集》讓女書真正進入國際語言規范序列。
在“神秘”外衣之下，關于女書的研究仍在繼續。在學術上，如今已逐漸形成了以清華大學、武漢大學、中南民族大學、湖南女子學院等為代表的女書研究基地，有的學者將其作為終身研究領域。湖南女子學院女書文化研究所所長周紅金從讀大學時就開始關注女書，作為江永本地瑤族人，今年46歲的他已持續研究20余年。“女書作為獨特的文化現象，散發出一種陽光、開朗的獨特魅力，給人向上、向善的力量。”他說。
“君子女”塑造文化奇葩
上江圩鎮蒲尾村的春天格外明艷。金黃的油菜花成片盛放，和煦的春風吹過田野、菜園、村舍，桃花迎風招展，環抱村莊的河水碧綠澄澈，水草隨波飄蕩。種稻、鋤地、牧牛、摘果，千百年來沉淀的農耕文明，在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來到蒲尾村，便進入了女書文化氛圍中。
“婦女們結交姊妹，聚一起紡紗織布、剪紙繡花、打花帶，一起坐歌堂，特別是姑娘出嫁前，姊妹都要來陪伴，少則三天，多則半個月，唱陪嫁歌，等到婚后第三天，會收到姊妹專贈的禮品三朝書。”在蒲尾村女書園，36歲的女書傳人胡欣向記者細數女書習俗，到了農歷四月初八斗牛節，村里的姑娘會湊柴米油鹽出門聚餐，一起讀女書、唱女歌，互贈書寫或織繡有女字的紙扇、花帶、頭巾等，大家或訴說苦樂，或說唱笑鬧。
女書習俗是由女字、女書、女歌、女紅等構成的有機整體，是一種獨特的女性文化。“在我國偏僻的少數民族山區，保存著珍貴的文化遺產，在挖掘和保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過程中，女書作為南方女性文化的突出代表，其研究保護具有重要價值。”現為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中國女書研究中心主任的宮哲兵說。
在趙麗明看來，女書是一種群體性活動，在活動參與中沒有嚴密的組織，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出嫁的女人回娘家，姊妹聚一起自然就唱起來了，結拜姊妹也是松散的，沒有什么入會、燒香拜佛的程序。聚餐時，大家可進可出，唱歌時來就是了，很忙就不來了。女書活動雖然有社群但是沒有嚴格的制度和程序，都很自然。”
趙麗明認為，在男耕女織、男尊女卑的舊時代，女書的創造者和使用者，幾乎都是“三寸金蓮”的纏足婦女，自稱“君子女”。她們用這種女性專用符號工具，通過對身份、角色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認同，獲得自尊。
早期的女書作品，大部分其實就是女性自身傳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江永部分鄉村婦女，尤其是著名女書傳人，大多經歷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坎坷，苦難深重，因而女書作品多為苦情悲歌。為了應對生活的艱辛與磨難，她們借助創作、交流女書，傾訴、宣泄內心的痛苦，獲取精神的共鳴和撫慰。
在《江永縣解放十周年志》上，記者看到收錄的女書作品寫到“靜坐空房把筆提，訴出苦寒傳四方，哪個如同我一樣，一生命苦訴不完……”這篇作品描寫了作者丈夫當兵抗日戰死沙場，留下孤兒寡母艱難度日的悲苦生活情境。
語言學家周有光曾為女書題詞說：“女書是婦女自我解放的第一步。”
“終身大事由父母，自己無權配婚姻。多少紅顏薄命死，多少終身血淚流。女人過去受壓迫，世間并無疼惜人。只有女書做得好，一二從頭寫分明。”《女書之歌》道出了婦女創作女書的原因和作用。趙麗明認為，智慧和勇氣使女書主人創造了自己文字，爭得了書寫自己的話語權，爭得了一方展示自我的自由樂土。
文化學者季羨林曾說，女書作為一種在舊制度下，被剝奪了學習文化權利的民間普通勞動婦女，運用自己獨特的才識，創造出來的女性專用文字，實在是中國人民偉大精神的表現，足以驚天地、泣鬼神，女書文獻以及相關的文化，具有語言文字學、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歷史學、文學等多學科價值。其社會功能，至今為現代文明所運用。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女書傳人筆下所描寫的舊社會悲苦狀況已經不復存在，然而寫女書依然是女書傳人傾訴、宣泄內心悲苦的重要方式。
“房中念想修書本，悲痛隱言做上書。我是蒲門何氏女，一世寒酸不顯陽……”1940年出生的女書傳人何靜華在少女時代曾參與女書活動，1996年其在廣東打工的兒子突遭不幸，巨大的喪子悲痛激活了她的女書情結，她用女書感嘆身世、疏解悲痛，此后寫下了大量女書作品。
作為含淚蓄悲的苦情文學，女書作品幾乎都是能讀唱的詩歌文體，且廣泛用于女性聚會的讀唱活動中。在趙麗明等多位研究者看來，女性通過讀唱女書這種獨特形式，以排遣憂傷煩惱，獲得精神的解脫和撫慰，因此女書傳人大部分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群體意識，有著獨特的精神追求和話語權覺醒。
“女書可以寫，寫著寫著心就靜了；女書可以唱，唱著唱著心就亮了。”在女書傳人胡欣看來，學習女書就是一種修身養性。
何艷新老人是現存年齡最大的女書傳人，她在上江圩鎮河淵村長大，孩童時期曾經歷過舊社會的苦難。新中國成立后，她能正常上學接受教育，后來嫁到本村，成了一名農民。雖然已到耄耋之年，記者看到的何艷新老人，口齒清晰、精神矍鑠，對自己學習女書的經歷記憶猶新。
“我小時候在外婆身邊長大，從4歲開始跟著她學習女書，女書作品后來都燒掉了，到了20世紀90年代我又重新開始寫女書，翻譯高銀仙等人的作品。女書作品很多都在訴苦，我的孫女今年30歲了，1歲半的時候我帶她唱、帶她學，她沒有見過以前的世界，現在是一種新的生活，我希望她能把女書傳下去。”何艷新說。
雖然年齡相隔近半個世紀，胡欣與何艷新早已成了忘年交、成了親人、成了知己。她經常向何艷新探討女書創作，和她一起去外地出差傳播女書，時不時請教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在胡欣眼里，何艷新是一位睿智的老人，“雖然她一輩子生活在農村，但她的眼睛很亮，眼里有光，是女書給了她寄托”。
絢麗綻放的“野玫瑰”
一塊黑板、幾支粉筆、幾十條板凳和長桌，蒲尾村女書園的學堂內，時而傳出女書的唱讀聲。從2002年建園開班到現在，22年來，一直未曾中斷。61歲的女書傳人胡美月在這個講臺上教學，一站就是20余年。
“園子沒建好前在村子里的祠堂，現在教學條件和設備越來越好了，可以錄音、錄像，來學習的人可以用拼音、漢語、英語、符號等方式去記，比較自由靈活。”胡美月說。
胡欣清晰記得，剛開班時，自己的小伙伴都跑來學習，還有自己的媽媽和姐姐。胡美月先教民間流傳下來的兒歌，她用粉筆將黑板寫滿，講臺下的女孩子，從小學生、初中生到成年婦女，描摹、讀唱，分外認真。
此前，女書的傳授，沒有學校和專職教師，不存在固定教材，而是靠母傳女、姐傳妹，或隔代相傳和其他親戚朋友相教，傳承的主要方式是在日常生活唱歌堂等活動中，互娛互樂，互教互學。靠這種傳統方式而學會女書的婦女，稱為自然傳人。
2004年9月20日，1909年出生的陽煥宜老人去世。趙麗明認為，作為最后一位經歷女書文化全過程的老人，陽煥宜給一個女書時代畫上了句號，標志著原生態女書歷史的結束。然而，瀕臨滅亡的女書并未由此失傳，而是獲得了“重生”，出現了新的繁榮。
從剛開始學習，到高中畢業后在女書園上班，多年來的耳濡目染讓胡欣為女書著迷。2010年，胡欣被當地評為女書傳人。“從剛開始的感興趣，到后來慢慢喜歡上，現在變成了一種責任，要把女書傳承好。”她說。
近年來，江永縣當地高度重視女書的搶救保護工作，實施“女書文化搶救工程”，發動社會各界力量參與，興建女書園，不斷加強對女書傳人的保護和關愛，注重對女書知識產權的保護，重點加強女書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宣傳推廣女書文化旅游，逐步開發出一系列女書工藝品。
江永縣副縣長蔣劍平說，在傳承保護女書的過程中，江永注重利用大型節會活動和展演平臺，如女書學術研討會、上海世博會、游泳世錦賽等，積極向外界展示女書形象、宣傳女書文化、推廣女書作品，提高女書文化的知名度。
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和學習這一獨特文字，每年暑期，江永縣在女書園內舉辦女書培訓班，吸引了全國各地和海外人士，實際參加人數遠大于預期。“有華人、國外留學生，還有男性，教室里都坐不下了。”去年參加了培訓班的復旦大學博士生黃依婷說，培訓不只是教書寫讀唱，還有斗牛節、坐歌堂等場景演繹，能讓大家真正融入到女書文化中。
如今，女書已成為湖湘文化獨具個性的閃亮名片，其國際知名度也逐漸提高。2016年4月，在日內瓦舉辦的第七個聯合國中文日期間，女書傳人胡欣、蒲麗娟向聯合國贈送女書文字作品，受到國外專家歡迎和好評。2019年9月12日，由湖南女子學院設計的女書元素旗袍亮相于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動上。2024年2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2024年游泳世錦賽上，中國花樣游泳隊在奪冠后手持女書，向全國人民發送新春祝福。
神秘的非遺項目展現出新的活力，深山中的“野玫瑰”正綻放光彩。
去年國慶節期間，一場國際音樂旅游周活動在江永縣舉行。在勾藍瑤寨景區，作曲家譚盾站在河水中央支座上，在他的指揮棒下，岸邊的交響樂團傾情演奏其原創作品——《13部微電影的交響詩：女書》，母親的歌、穿戴歌、哭嫁歌……在不同的主題下，女書文化被盡情演繹。古村肅穆，楊柳青青，悠揚的旋律在山野間回蕩。
10余年前，被女書深深吸引的譚盾，開始深入江永縣進行田野調查采風。他說：“我最開始看到女書的時候，對其書法結構感到極為好奇，我讀不出這是什么字，也不知什么意思，但是我聽見聲音了，這是個很奇特的感覺。作為一個音樂家，尤其是當你小時候就有成為一個音樂巫師那樣的夢想，這些符號、筆法，越看不懂，聲音就越撲面而來，所以我是被聲音吸引過去的。”如今，這一女書原創音樂交響樂已在34個國家和地區演出，觀眾數量逾100萬人次。江永女書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從鄉野村落進入國際視野，登上了世界的大舞臺。
知名度不斷擴大的女書，仍然面臨許多待解難題。今年1月下旬，湖南省兩會期間，胡欣作為湖南省第十四屆人大代表提出《關于加強對女書文化整體性保護的建議》，涉及女書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女書文化學術研討和宣傳，人才、資金、政策等資源傾斜力度等多個方面。這已是她連續多年為女書傳承發展保護建言獻策。
“女書傳承保護的關鍵，還是要發揮其作為文字的功能，就是通過寫信、對歌唱答，用女書促進彼此交流。”宮哲兵認為，近些年搶救保護女書成效明顯，女書“火起來”的同時，還要真正“活起來”。
趙麗明認為，當前要正本清源，科學搶救、整理女書原生態文本，保護文化原產地的文化主權，同時要保護好女書“生長繁衍”的居民聚落環境。在學術研究上，堅持科學的研究方法，尊重最基本的學術規范和共識，要讓原材料“自己說話”。相關部門要加大支持力度，探索設立專項出版基金，系統研究“女書學”，收集整理女書歌，為女書自然傳人立傳等。
如今，蒲尾村女書園已成為當地文旅融合重要景點。院內生長著多棵枇杷樹，春夏之際，結出的枇杷果狀如乒乓球大小。胡美月告訴記者，建園時本沒有枇杷樹，可能是游客或慕名而來的學習者丟棄的果核，沒承想一二十年過去，枇杷樹已枝繁葉茂。
湘公網安備 43110302000125號
